一支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走的“短鼻家族”，成为这个夏天全民关注的“旅行团”。15头野象一路北上，在普洱迎来一头象宝宝，在昆明郊区折返南归，历经17个月，迂回1300多公里，跨越大半个云南。
10月11日，一部记录云南亚洲象群北迁又返回栖息地的短片《“象”往云南》，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5）开幕式上首播。镜头中，这群翻山越岭的大象上演了一场旷世之旅，它们有时彬彬有礼地拜访农户，但化身“吃货”时也毫不客气，冲进庄稼地就来个饱餐一顿。面对这群不请自来的贵客，当地村民却说：庄稼吃掉了明年可以再种，大象要是不保护就没有了。
因为这群任性的野象，亚洲象保护的严峻现实被更多人所关心。近3000年间，亚洲象在中国逾3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绝迹，退至今天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区。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08年，它被列入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成为比大熊猫更濒危的物种。然而，全国仅有300多头亚洲象，为何人象冲突依旧不可避免？
在上周的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上，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抛出了一组数据：过去20年，西双版纳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减少超过40%；1988年至2016年，约有80头亚洲象因人兽冲突而死亡；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预和保护，中国的亚洲象种群将回落至200头左右。
“过去40年间，在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有大面积的原生森林被砍伐，用来种植重要的经济作物，比如橡胶、茶叶。这些关乎地方经济的发展需求，关乎老百姓(44.110, -1.09, -2.41%)和社区的生计，但以亚洲象为代表的濒危物种，它们的栖息地也在快速丧失。这是保护和发展的长期矛盾，全国甚至全球都面临同样的挑战。”他告诉第一财经。
大象还会不会离家出走？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20多年的张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近年，象群外迁逐渐常态化，“它们能在一个月之内走那么远，这是我们没有预察到的。”今年5月，还有17头亚洲象选择南下，一度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也差点令研究这些植物的学生毕不了业”。
当这些北迁、南下的象群回到“老家”之后，张立也期待，经历这波高光，人们对亚洲象的境况能够持续关注下去，甚至转化成长远的保护力量。2016年，他加入阿拉善SEE基金会，从科研一线转型做野生动物保护与生物多样性项目筹资人与传播者。“希望所有野生动物都能像大熊猫那样，拥有继续生存的希望。”
眼下，与碳中和、碳减排相联系，也为亚洲象保护提供了全新的保护视角。在热带雨林，每年每公顷森林能固定81吨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巨大的碳汇。大象不断进食，不断转化，不断传播，它是大自然里不可缺少的施肥者、耕种者和固碳者。从碳目标来说，大象对于整体的生物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参与者。
COP 15上也传来好消息，云南正加快推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创立，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建成。
未来象群外迁是常态
第一财经：有声音认为，象群外迁是生态环境好转的一个信号，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张立：我不同意。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在过去40年间增长了一倍，从150头到现在300多头。种群规模是增长了，但是适宜栖息地面积在过去20年减少了40%。这种情况下，向外扩散就成了自然行为。
比如说勐养这个区域向北，在过去十多年里，扩散到普洱的种群，大概有100多头，它们在普洱和西双版纳之间不断地游荡。另外还有向南迁的，到了勐仑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勐仑在过去40多年都没有大象的踪迹，现在这群象也在往回走。向西迁的那群则一直在勐海，基本上也都常驻下来了，有十几头。
所谓的向好，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保护政策对于濒危物种的恢复是有帮助的，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说明，公众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国家的生态补偿政策，包括人象冲突造成的农业损失，政府都给予了相应的农业补偿、保险赔付。这些政策发挥了一定的功效。
第一财经：未来还会有更多象群出走吗？
张立：经济高速发展40年以后，在很多区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实际上并没有改善。未来象群外迁是常态，在过去的20年间，不断有象群想要探索新的生存空间，不断地向外扩散。未来，如果栖息地没有实质地改善，它们还会继续出走。
现在，保护区内的植被恢复得很好，但是保护区外的林地遭到大面积的采伐，或者开垦成为经济林，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野生动物的保护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不能只谈保护区，要看它的自然栖息地。种群数量的增加只是一方面，栖息地恢复和质量的提升才是保护这些濒危物种的根本的解决方案。
历史上也有多次大规模迁移
第一财经：从物种演化的角度看，大象对气候和环境很敏感，历史上也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迁移。
张立：从历史发展看，都是人进野生动物退。上千年的农耕活动以及战事，都造成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逐渐丧失。亚洲象对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历史上曾经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东西向或南北向的迁移。它们不耐冷也不耐热，即使定居在西双版纳，也是不断地四处游荡，不停迁移扩散，但在有些特定的时间、季节，它还会回到原来的栖息地。
1997年左右，第一群从西双版纳扩散到普洱的大象有5头。每年的旱季，就是比较寒冷的11月到来年1月，它们还会回到西双版纳来。在西双版纳和普洱之间不断游荡，慢慢它们找到了最合适的栖息地，也就不回来了。
第一财经：象群一直向外迁徙，会遇到什么问题？
张立：越向外迁徙，很多地方农作区越多，肯定会引发更为激烈的人象冲突。如果频繁地出入人口密集的区域，很多老百姓又没有见过大象，就会去围观。这次象群北迁，吸引了一批网红跑到现场，非要去拍，去看。实际上这对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我们进行人工干预，第一个要做好的就是监测、预警，及时向老百姓提示大象活动的信息，避免跟它们发生近距离接触。我们在勐养的几个村寨，安装了红外相机预警装置。一旦大象出现，这个装置就会发光、发声、发信息，让村民知道大象来了。在中国，大象吃庄稼造成的损失，都有生态补偿的相应保障。这在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所以引发了很多国际关注。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时，更多地考虑以人为本，所谓的以人为本，往往就牺牲了野生动物的权益、福利。比如，因为人象冲突，印度每年都有两三百人被大象踩死，也有两三百头大象被人打死。
让森林自然修复
第一财经：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的恶化，比如自然林的破碎化，是不可逆的吗？
张立：我们要相信自然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也好，其他自然灾害也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都是首选。只要不增加太多的人工干预，自然的修复力量是很强的。疫情期间，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野生动物上街的新闻。
我们提出的生态修复，主要针对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来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的统一协同和管理。哪些是发展经济的区域，哪些是生态保护的区域，要做好相应的协同。未来，包括野生动物的集体管理和地域管理，都是很重要的。经过简单的生态修复的工程措施，加上自然的修复力，野生动物栖息地就能很快恢复起来。
中科院在西双版纳植物园那边做过橡胶林的恢复试验。2017年开始，种植了五六种本土代表性的热带雨林的建群种，三年时间，这片橡胶林恢复得很快，看上去和原生林也差不多了。
第一财经：森林拥有很强大的固碳能力，保护雨林是否可以和碳中和、碳减排相结合？
张立：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它所带来的减排可能占到全球碳排放的20%，超过了整个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的碳排放。每年每公顷森林能固定81吨的二氧化碳。因此全球把保护现生森林、防止毁林和森林退化带来的减排量的增加，看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目前的森林碳汇还是造林再造林，就是重新造林再计入，但是我们如何把现生的、已有的森林完整地保护好，也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重要的贡献。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一财经：怎样让当地百姓参与到野生动物的保护中来？
张立：很多的野生动物分布的地方，往往就是比较欠发达的区域。扶贫攻坚之后，结合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是时候把当地社区的替代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通过一些替代生计的办法，让老百姓摆脱传统的依赖自然资源的模式，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话题。
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景区，每年有200多万人次的游客。景区周边的几个村寨，每家都有到景区上班的。通过旅游收益来带动周边社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典型案例。老百姓通过接待游客，经营农家乐、民宿、餐饮，都是替代选择。
第一财经：如何让当地人相信，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张立：勐养是西双版纳的子保护区，当地老百姓提出要把9500多公顷的集体林砍伐掉，用来种植橡胶、茶叶，这可能会得到短期的收益，但是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看，勐养保护区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
综合来算，如果保护区内9.67%的热带雨林消失，变成经济林，那么整个勐养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就会下降超过40%。可见要维持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对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可衡量、可计算的。
从整个长江系统来看，金沙江位于上游，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保护原生森林实际上也为下游的持续水源和水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屏障。生态系统拥有自身的完整性，上下游之间一定是联动的。
留住公众关注度
第一财经：虽然这次大象出走赚足眼球，但怎么让这种关注度持续下去，甚至变成一种保护力量？
张立：有很多人会问我，大象是站着睡还是躺着睡？科研人员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大部分人不知道，说明我们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濒危物种保护的知识，实际上是需要来深挖的，要让公众了解这个物种本身，了解它们的行为，了解保护进程中的挑战和问题，这些都有助于公众参与并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比如，我们在淘宝公益上的公益宝贝，去年2月上线的，45天就筹齐了170万元的目标，4个月时间翻了倍，共345万元的资金直接投入到了勐海的亚洲象栖息地修复改造项目中去。这对当地政府的保护力量是一种补充，同时又让公众有所参与。去年5月，我们还邀请了公益宝贝的商家和热心群众来探访，也做了一些线上直播，有的达到几十万的播放量。所以说，科研工作者应该利用好各种资源，向公众做好科学普及的工作。
第一财经：现实中，很多野生动物缺乏这种走到公众面前的机会。
张立：实际上，一些本土的城市动物，大家也慢慢有所了解了。比如北京的刺猬、黄鼠狼，都是能在城区里看到的。在上海，崇明东滩每年都有春秋季的候鸟迁徙，也很容易看到本土的震旦鸦雀。这些都是能够通过自然教育的丰富活动，让城市居民看到自己身边的野生动物。我一直相信，你看到了，了解了，那未来才会投入感情去保护。这就是自然教育的魅力，最后的目标还是让大家了解自然，参与到自然保护里面来。
上世纪70年代，有部纪录电影叫《捕象记》，讲述上海动物园成立捕象队，在西双版纳的深山老林捕到了一头亚洲象。《捕象记》反应了特定时期，为了城市动物园的发展，为了让市民能够真正看到野生动物所做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保护策略不一样了，迁地保护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就地保护。
五六十年以后我们再来看，上海人民如何关注野生亚洲象在云南的生活、生存，这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纪录片。“重返版纳”实际上也代表了发达地区的公众如何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到自然保护中来。让城市里的居民在动物园观赏大象，了解大象，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如何通过鼓励这种生态旅游，让人们去到自然保护区，去观象、观鸟，去看热带雨林，实际上也促进了旅游经济，为这些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生计提供了一个出路。
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
第一财经：提到生态旅游，非洲流行的safari，可以为亚洲象保护提供哪些借鉴？
张立：在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由于非法盗猎猖獗，非洲象的种群数量减少了10万头，它的种群数量原来也就在35万头到47万头。象牙的国际贸易为非法盗猎提供了一个黑市，并且超过了合法市场的规模。
在非洲，肯尼亚在非洲象保护上是最坚决的，坚决反对象牙贸易，还烧掉了150多吨罚没的非法猎杀的象牙库存，和很多的枪支一块。虽然有些人不解，因为在合法贸易的年代，一公斤象牙可能卖到150美元，但肯尼亚当局相信，生动的野生动物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旅游收益，要远远超过贩卖野生动物本身，而且这种收益是持续性的。
第一财经：建设国家公园，就能拯救亚洲象吗？
张立：大象出走不仅引发了公众对于濒危物种的保护，也引起了国家对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的重视。2016年，我们就开始规划国家公园了，但是亚洲象国家公园没有提上日程。就在前段时间，国家林草局和云南省政府已经把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列入“十四五”的规划中去。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适宜栖息地的保护中，人类经济发展和野生动物保护这对矛盾是一直都存在的。如何平衡两者，其中做好景观尺度的保护规划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做大尺度的保护规划，包括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的建设，包括保护区之间的生态廊道的修复和建设，还包括我们生态红线的划定。
我们还要做野生动物种群的有效管理。这次大象一路向北，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都很清楚，这边没有它们的适宜栖息地，只有大面积的农作区。所以，我们要人工地进行提前干预，通过架设电围栏等人工手段，来防止它们进入人口密集活动区。不单是亚洲象，在很多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域，也要做好种群的有效管理。
